杨伟民：要提升城乡消费能力，须克服城市化过程中的四个失衡

微博@城市规划网 图

10月19日，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作了“完善空间治理，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”的主题报告。杨伟民表示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“四大失衡”，“四大失衡”最终反映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，即生产多，消费少。

杨伟民表示，“十五”计划以来的20年，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创业，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有力支撑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但由于体制机制制约，也包括规划体制的不完善，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，可以概括为四大失衡：一是经济与人口失衡，带来了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；二是财力与人口失衡，带来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、区域之间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、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；三是土地与人口失衡，带来部分城市的高房价，农村宅基地、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，以及部分三四线城市住房空置率高等问题；四是经济和人口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失衡，带来了生态空间锐减、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、房价过高以及职住失衡等问题。

杨伟民认为，“四大失衡”最终反映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，也就是生产多，消费少。当前经济下行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，也有内在的因素，是需求侧的消费增长下滑和供给侧的生产减量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
杨伟民分析称，2007年至2018年，89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，有57种即64%的产品产量比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出现减产，这是工业生产持续下滑从而导致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。如，钢筋、建材这些产品相对于现在的需求，肯定是够的，甚至是过剩的，因而产量是下降的。但相对于2.88亿农业转移人口已经在城市就业，但绝大多数在城市没有稳定住房而言，就不过剩了。

“如果所有城市既面向户籍人口建设住宅，也面向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建设住宅，很多产品还会继续增产，就会拉动经济增长，而且，有了房子，也会拉动其他产品的消费，相关产品的生产也就拉动起来了。”杨伟民说。

杨伟民认为，消费力提高慢，与城市化政策有关。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额是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原因是收入低，为什么：一是农民工子女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上学，在教育质量方面，都与城市户籍人口子女有较大差别，农民工的孩子往往到头来还是农民工；二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，农民工往往40多岁就离城回乡了，导致他们在收入较高的岗位上一生少工作20年，减少了他们一生的收入；三是农民工在外打拼20年，攒下的钱，不能在城市买房，也买不起，只能回乡盖房子，但农民的房子不能进入市场，不能交易，不能升值，不是可变现的财富，是“死财产”，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，他们没有财产性收入。

杨伟民说，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，中国已经形成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，但农民群体中能够进入消费旺盛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很少，绝大多数还是低收入者。同城市居民相比，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，投资建房的钱没有回报。没有财产性收入，仅靠打工收入，是难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。

同时，杨伟民还认为，城市居民的消费下滑也与城市化的政策有关，主要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长期不能入市有关。去年中国居民还本付息金额，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，占居民收入40%，因此用于消费的支出必然就少了。原因就是房价高，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，地价高是因为土地供应只有一个供给者，那就是地方政府。

“如果让农村闲置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能入市，就能打破垄断，增加土地供应，从而降低地价和房价。最近北京大兴有三块土地入市，楼面价（含装修）每平方米2.9万元，在北京算是相当便宜了。所以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，可以拉低特大城市房价，减轻居民还本付息负担，可以拉动消费、生产和经济增长。”杨伟民说。

杨伟民强调，当前城市化率虽近60%，但城市化的道路还很远，城市化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下一步应该把推进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。这当然不仅仅是盖房子，而是真正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城、定居、落户、生活，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、老人一起进入到城市。同时要统筹考虑房地产税、住房公积金改革、租赁市场建设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，加快建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“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”的新的住房制度。现行住房制度主要面向城市户籍人口，未来应该而且必须面向已经在城市工作、生活多年的农业转移人口。